近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并准备把行政管理权移交给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NCAG）。这标志着哈马斯自2007年控制加沙以来，第一次以正式方式承认自己不再适合继续承担加沙的准政府职责。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随后表示，联合国方面注意到相关表态，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并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从深层角度看，哈马斯放弃的是可见的行政权，而不是地下网络、武装组织和社会控制能力。一个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打击的“事实政府”，可以通过交权卸下治理责任，但一个长期深嵌于社会基层和武装体系的组织，却不会因为一纸声明自动消失。
如今，加沙正在出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头权力结构：技术委员会负责民生，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军队控制大片土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仍在拉姆安拉观望，外部大国和地区调停方则试图用一个外部设计的框架填补废墟中的权力真空。
当地时间2026年7月6日，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巴勒斯坦民众查看以色列空袭造成的车辆受损情况 图/视觉中国
交权
哈马斯此时退下前台，首先是战争压力下的现实选择。两年多的高强度冲突已经把加沙变成一片残破的露天“监狱”。以色列军队的空袭、地面推进和“定点清除”，重创了哈马斯的军事与行政体系，也摧毁了加沙赖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水电、医疗、救济、治安和公共服务体系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在这种环境下，对哈马斯而言，继续以“政府”名义承担日常治理责任，已经从政治资产变成沉重包袱。
哈马斯通过退让可以向加沙民众宣称，交出治理权是为了打破封锁、推动重建、消除以色列继续军事行动的借口，也可以对外宣称，这是落实停火安排、推动第二阶段谈判的诚意。但从组织生存逻辑看，这更像一次降低暴露面的战术收缩。行政机关是最容易被识别、被问责、被攻击的部分，如果继续挂着“政府”招牌，既要承受以色列军事打击，也要承受加沙民众对饥饿、失业、医疗崩溃和重建无望的怨气。退出日常治理，可以把一部分责任转移给技术委员会、以色列和国际社会。
哈马斯武装人员
更重要的是，哈马斯并没有承诺解除武装。这意味着它在加沙的权力并未彻底终结，而是从公开治理转入更隐蔽的组织形态。它可以不再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行和类似医院运转等公共事务，却依然可能通过剩余武装、地下网络、地方关系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加沙局势。这也注定加沙的未来仍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症结
美国推动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框架，为哈马斯退场提供了制度外壳。这个被设计为过渡性、技术官僚化、非政治性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主要负责加沙公共服务、民政管理和战后重建协调。行政委员会的逻辑是尝试用技术官僚替代哈马斯政府，以公共服务和重建工程为切口，把加沙从战争逻辑拉回民生逻辑。
不过，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最大弱点同样明显。没有安全权，行政权就是空壳；没有财政和通道，重建就是口号；没有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整合，技术治理就会变成外部托管的代名词。行政委员会拥有授权、名义和国际背书，却缺少现场权力，既不掌握武装，也不控制边境，更无法决定以军是否撤出、物资是否放行、资金是否能够进入加沙。如果行政委员会无法真正进入加沙街区、难民营和地方社会，那么它的治理能力很可能停留在纸面上。
以色列的态度决定了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架构能否真正落地。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哈马斯交出行政权远远不够。以色列安全部门关心的并不是谁管理医院，谁负责发放食品，而是谁掌握枪支、隧道、边境通道和情报网络。
图为内塔尼亚胡
只要哈马斯保有武装，以色列就会认为任何民政政府都有可能被其操控。换言之，行政委员会要想获得以色列默许，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哈马斯的“白手套”；但如果过度配合以色列，又会被加沙社会视为占领秩序的外包机构。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两难现实。
这里也形成了停火第二阶段最难打开的结。哈马斯要求先建立巴勒斯坦行政机构、推动撤军和重建，再讨论武器问题；以色列要求先缴械、摧毁军事基础设施，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和治理交接。双方的顺序完全相反。对哈马斯来说，武器是最后的筹码；对以色列来说，武器是最大的不安全来源。行政委员会被夹在中间，既要承担民生责任，又没有能力解决安全问题。
受挫
更深一层看，哈马斯退出加沙治理前台，折射出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正在经历重组。过去二十多年，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武装，向外扩展本土安全边界。对哈马斯而言，这一网络曾提供资金、技术、训练、政治话语和战略纵深。哈马斯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封锁下维持军事能力，与伊朗的支持密不可分。
然而，2023年10月之后，这套代理人体系持续承压。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打击不断升级，胡塞武装也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压力。伊朗本身则要面对核设施受威胁、国内政局紧张、财政能力受限以及本土安全风险上升等多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仍会维持对地区盟友的政治支持，却很难像过去那样为加沙承担高强度、长期化的军事和财政成本。
这意味着哈马斯的外部支撑并未消失，但确定性已经下降。过去，“武装抵抗”与“地方执政”可以在加沙被强行结合：一方面用武装对抗以色列，另一方面用行政体系控制社会，借封锁和战争维持组织合法性。
这种背景下，哈马斯的交权并不是孤立事件，既是加沙内部治理崩溃的结果，也是伊朗代理人体系调整的外溢。在以色列的极限施压下，哈马斯的加沙治理模式正在暴露出结构性困境。它可以在战争初期获得动员优势，却很难在长期封锁和持续轰炸中提供正常生活；可以用抵抗叙事凝聚支持，却无法回避垃圾、医院、食物、住房和教育这些日复一日的治理问题。
过渡
哈马斯退场，也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政治迎来整合。相反，加沙可能进入更加碎片化的状态。民政权交给行政委员会，安全权悬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外交代表权仍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掌握，国际资金则掌握在美国、欧洲、海湾国家和国际机构手里。这样的结构很难产生真正的主权治理，只会制造层层嵌套的责任推诿。
一旦供水中断、救援迟滞、治安恶化，行政委员会会说以色列不开放通道，以色列会说哈马斯未解除武装，哈马斯会说自己已经交出行政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说自己没有被允许返回加沙。每一方都可以解释自己的无能为力，却没有一方能够真正承担完整责任。加沙民众最可能面对的不是一个清晰的新政府，而是一套多头、脆弱、相互牵制的临时管理体系。
国际法层面的悖论也没有消失。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定居点和常驻军队后，加沙仍长期处于边境、空域、海域和物资流动被外部控制的状态。现在，以军重新进入并控制大面积土地，第三方技术委员会即便接管部分民政，也很难改变加沙处于外部军事控制和边境封锁之下的现实。一个没有边境、空域、海域、安全权和财政自主权的行政委员会，最多只能改善行政效率，完全无法承载民族自决。
未来加沙最可能出现三种走向。第一种是有限稳定，以色列在美方压力下允许行政委员会进入部分区域，哈马斯维持低调，重建和人道救援缓慢推进；第二种是重新爆发局部战争，以色列认定哈马斯借交权保存武装，借某次袭击或摩擦重新启动清剿，行政委员会沦为象征性机构；第三种是长期模糊管控，以色列保留安全区，行政委员会进行有限的局部治理，哈马斯潜入地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缺席，加沙可能被切割成安全区、废墟区和救援区。
这场“行政权移交”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哈马斯是否突然温和，也不在于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能否创造奇迹，而在于加沙过去二十年的权力结构已经无法原样延续。因此，这未必是和平的开始，更可能是旧秩序崩塌后的过渡，等待下一轮风暴的到来。
作者：朱兆一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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